起意编一本20世纪中国新诗选，其中一个原因，是觉得已有的一些选本为了追求全面，入选的诗人过多，有诗名的选多选少总得选吧，这样下来的一个结果，好像是点人头，追求全面差不多变成了全面照顾，漏了谁都不太好。从好的方面讲，此类的选本比较尊重文学史的实际情形，尊重尽可能多的诗人的劳动和成绩，毕竟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是有那么多的人在写诗，选本岂可轻易编排进某些人的作品，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及其作品？但这样一来，一般的读者拿起一本诗选，就觉得不大容易找到头绪了，这么多的诗人，每人入选作品的数量没有多少差别，字面上混成一片，弄不好读着读着脑子里也混成了一片。从这样的读者立场出发，无论如何选本还是得狠点心去“选”，能够选到让读者眼亮心明的程度最好。跟前的这本《中国新诗：19162000》，也做不到让人心明眼亮的程度，却是把这当成一个目标的。书中共选编了六十几位诗人的二百余首作品，这样一个自控的规模，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——岂止如此，选本甚至遗漏了一些曾经产生过不少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。由此可以对这个选本进行挑剔。但是我也听到了来自相反方向的挑剔：有几位朋友看了目录之后说，还不够狠心，还可以再减少几个人，再减少一些作品，再精些。可商讨的地方当然不仅仅就这一个方面，譬如，单就入选者的作品数量来说，互相之间显然也不那么“平衡”，谁谁谁是不是选得太多了，谁谁谁选得太少了？从作品本身来考虑，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首替换下这一首更好些？其实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。这表明，每一个提出问题的人都有一本自己心目中的诗选，它们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和分歧，甚至是根本的对立。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可以对眼前的这本诗选进行增删改动，乃至另起炉灶，以完成个人心目中的诗选。我倾向于用这种态度和方式来解决差异、分歧和对立，而不是大家非要达成“共识”不可。各个单独的存在之间，可以通过“对话”来沟通，但不可有以此代彼的霸道，同时也决不可屈从于统一的意志。这是我为眼前的这本诗选辩护的一个理由。所选的诗作，无疑应该还原到它们所从中产生的时代和文学史背景里去理解；以近一个世纪为时间跨度的选本，无疑也应该通过作品反映基本的文学史情形。在这一取向上，这个选本显然也有它的追求。但是，这个追求的愿望不可太强烈，文学史的要求必须有一定的限制，在要求今天的读者尊重文学史因素的同时，也必须尊重读者今天的欣赏趣味和判断标准。也就是说，不能仅仅要求读者走进文学史